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在论坛上表示，全球经济增长要靠投资，特别是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支撑，因为FDI不仅能通过跨境投资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改善全球的资本流动状况和结构，而且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时，通过加快促进全球产业投资，也能支撑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形成全球性的产业链。

　　然而，屠光绍指出，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FDI规模比2016年下降了23%，而且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究其原因，他认为，“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特别关注跨境投资的增长。到目前为止，全球有近60个国家都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同时，有些国家也在制定一些不利于跨境投资的政策。数据显示，全球FDI的下降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美国、欧洲的FDI规模都是下降的，但新兴经济体还保持基本稳定的增长。这就说明，全球贸易保护对投资的限制已经对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FDI造成一定的影响。”屠光绍表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极不利于全球资本的流动，会给下一步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作用。”

　　屠光绍指出，促进全球FDI规模的稳定增长，需要有全球共识，特别是有些国家要有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措施。“从全球范围来说，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第一，应尽快促进全球投资协定。目前全球投资的协定主要以双边和多边为主，进程非常缓慢，比如2017年撤销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数目已经大于新建立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数目，这说明全球在倒退。第二，要更加注重投资环境、营商环境。这需要更多地采取有力措施，为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吸引FDI创造更好的环境。第三，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更好地融合。”屠光绍指出，“中国在推进全球跨境投资方面已经作出了积极的表率，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宣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中央政府到各个省市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

　　就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言，周小川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只是贸易问题，不只是生产能力和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而储蓄率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表示，当前是经济全球化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治理最有希望的时候。他以新兴经济体为例指出，由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过去十年，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剩余资金在国际市场竞相逐利、大进大出，不仅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还引发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二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较强。历史上，每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总是受到冲击。当前，新兴经济体外债水平大幅攀升，偿债货币利率汇率的变化往往成为风险触发的重要因素。三是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不完善。近年来，新兴经济体普遍重视积累外汇储备，增强风险缓冲。但一旦外部冲击引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其依靠自身‘工具箱’还无法有效应对相关风险，尤其在当前国际环境处于转折的情况下，其脆弱性进一步凸显。”

　　周小川表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兴市场造成了不利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流动所造成的。“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对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为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助力新兴经济体稳定增长，推动全球经济迈向新的可持续发展，陈四清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新兴经济体自身要练好“内功”，降低金融脆弱性；其次，发达经济体要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目标，往往忽视其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造成较大冲击，从长远看也不利于自身政策效果的实现。主要国家要担当责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最大限度减少可能的负面溢出效应，努力形成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合力。”

　　“第三，国际社会要加强金融合作，完善治理体系。”陈四清建议，“当前，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有所增加，局部金融危机的苗头开始显现。这迫切需要其有效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完善危机预警和应对‘工具箱’。各国要吸取历次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机制，充分发挥多边化机制作用，共同筑牢金融安全网，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他同时指出：“目前，人民币已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对于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周小川指出，对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一个共识是金融衍生品发展过度，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产生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交易应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他认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喊得并不是很响。

　　“中国2008年底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同时以此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周小川表示，“但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于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质的数字类、加密类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全球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充分。”陈四清也表示，除了中国在支持实体经济之外，全球虚拟经济的成分仍然很高。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在我国“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方面，他介绍道，金融系统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国成立1.68万个债权人委员会，积极推动企业的财务重组和破产重整。在着力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支持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目前，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3%，申贷获得率95.1%。“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作出新的努力。”郭树清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金融如何支持好、服务好小微企业表示，从金融结构方面，需要构建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同时，要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资，使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要各方共同努力，用“几家抬”的思路来共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此外，要以单户授信500万元人民币以下贷款作为政策聚焦点和发力点，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精准程度、加大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力度、强化商业银行内部激励考核机制，以及发挥好财税优惠的外部激励作用，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税收采取更优惠的税收政策。

　　“同时，小微企业也要积极增强自身‘体质’，聚焦主业，规范经营，注重诚信，建立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主动对接银行信贷审批标准。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打击逃废债和欺诈行为。”易纲指出。

　　郭树清指出，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需要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同时，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必须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建立健全企业、银行、政府各方责任共担和损失分担机制，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加快困难企业重组，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同时，要注意防止生产过剩，形成新的库存。”他表示，“市场经济下出现债务违约十分正常，相比国外，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到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要遵循市场规律，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对于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要坚决退出，对于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协商，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努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郭树清另外介绍，针对交叉金融野蛮生长、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等突出问题，银保监会及时开展市场乱象综合整治，有力遏制了银行业和保险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一年多来，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总保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今年前4个月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9个百分点。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则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已被赋予了很大的金融属性。如果要让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就必须践行“房住不炒”，也就是房地产的去金融化。“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房地产泛金融化和高估值对社会影响更加复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居民住房需求的满足，同时影响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质量，反过来又进一步诱发部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对这种金融化的收益依赖。”田国立指出，当房地产被赋予过多金融属性后，既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又很容易形成社会问题。在他看来，积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探索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可以切实改变房地产单一的市场供给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住房的金融属性。

　　郭树清还强调，应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金融创新有利于满足金融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对于不当创新、过度创新等行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对于假创新、伪创新现象更要及早揭露，及时处罚。”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近年来，在去杠杆方面，货币政策空间很小，“2009-2016年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降46.5%，但同时，杠杆率上升，关键原因在于资产回报率下降更快。”

　　徐忠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围绕高质量发展和防风险，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整体上，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动力迟迟培育不出来。从劳动力成本来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成本增加。总之，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才可以降低成本，才能够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2017年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企业杠杆率为159%，比较高，但实际上大量高杠杆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根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徐忠指出。郭树清介绍称，在推动去杠杆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

　　徐忠同时表示，财税改革滞后是当前财政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政府权责划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同时，政府债务和非政府债务没有明确区分，地方债务中一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发债的收益率并非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反映，而是对中央兜底预期的反映。”徐忠指出，“微观看，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约束。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的幻觉。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扭曲了自身的决策。实际上，由于制度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政府破产，坏账如何处理，哪些地方政府资产可以弥补坏账损失。”

　　周小川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与财政政策也有关系，特别是2008年到2010年初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了解决财政问题，2010年G20多伦多会议专门强调了财政整固计划，但财政整固非常慢。危机过去十年了，我们看看各个国家公共财政赤字、公共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都不太乐观。”此外，他也提到，由于财政政策的空间问题，货币政策被用得比较多，在不少场合中专家都指出对于货币政策依赖过度了。“量化宽松、低利率的时间长了，大家都形成习惯了，今后怎么办也是一个新的挑战。长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来虽然开始纠正这种现象，但纠正的步伐偏慢、偏晚。”

　　对于财税改革，徐忠提出五点建议：第一，落实国有资产社保措施；第二，改革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第三，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一级举债”的财政管理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第四，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透明度；第五，探索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

　　然而，徐忠也指出，仅仅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足以解决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从实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只能用来解决短期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采取流动性管理措施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也可能激发软约束主体继续加杠杆的道德风险。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谁的结构性改革彻底，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抢得先机。”徐忠指出，当前，避免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副作用，实现高质量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唯有利用好宝贵的改革窗口期，加速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增长活力，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有利于破解民营部门背后的一道玻璃门旋转门本身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事实上，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破除民营资本背后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本身就是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也指出：“金融风险一方面是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实体经济，是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乱象丛生，如果地方政府继续变换花样举借债务，金融监管再严厉，也会出现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门毫无疑义是主力军、主攻部队，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门，尤其是国企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各负其责，同金融部门一起齐心协力，打好这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金融部门孤军奋战，其他部门袖手旁观，这场战役是打不好的。”